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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少异: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军事技术与文化

归档日期:06-22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古代兵器之一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作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的研究员,钟少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兵器史、军事技术史、军事史和历代战略的研究,著有相关著作多种,并曾参与翻译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军事技术》分卷。在他最近出版的《古兵雕虫》一书中,他延续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技术史、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。这个访谈,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。

  中国古代的小说、评书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貌似威力无穷的兵器,时常还不乏细致的描写,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实物,还是说仅仅出于作者的想象?

  钟少异:中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名将的武器,其实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,在历史上并不存在。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关云长的“青龙偃月刀”。在汉末三国时期,并不存在这样的长柄大刀,当时军中大量使用的是长一米左右的环首短柄刀,《三国志》中有许多名将用刀的记载,就都属于这种短柄刀。但罗贯中创造的“青龙偃月刀”也有参照物,这就是宋代《武经总要》中著录的“掩月刀”。对这种现象,还需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看。中国古代小说是随着宋以后市井文化的发达而走向兴盛的,大量作品产生于明清时期,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战争史事,写到兵器,作者便多有创造或改造,而且基本是参照与作者相近时代的熟悉之物,与历史原貌大多不符;如果写的是宋以后的事情,则接近于当时人演绎当时事,有关兵器的描写也比较近真,甚至可以当史料来用,比如《水浒传》。

  在这些作品当中,武艺高强的人常被描述为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”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
  钟少异:“十八般武艺”的说法,大致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。南宋宁宗朝的武状元华岳(人称翠微先生)所著《翠微先生北征录》中说:“臣闻军器三十有六,而弓为称首;武艺一十有八,而弓为第一。”这是较早的记载。此后“十八般武艺”一语在元明杂剧、话本和小说中广为流行,并由“十八般武艺”衍化出了“十八般兵器”的说法,如关汉卿《哭存孝》中说:“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,你抡不动那鞭、简、挝、槌。”

  关于“十八般武艺”的具体内容,有多种说法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回说是“矛锤弓弩铳,鞭简剑链挝,斧钺并戈戟,牌棒与枪杈(杈或作朳)”。明谢肇淛《五杂组》卷五中说是“一弓、二弩、三枪、四刀、五剑、六矛、七盾、八斧、九钺、十戟、十一鞭、十二简、十三挝、十四殳、十五叉、十六杷、十七绵绳套索、十八白打”。关于“十八般兵器”的具体内容,说法更多,有人统计总在十种以上,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: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鞭简锤抓、鎲棍槊棒、拐子流星,其内涵实质也是关于这些武器的习练技艺。在中国传统武艺中,弓射之术本有极重要的地位,宋人甚至说“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称首”,但后来由于火器特别是铳炮的发展,弓的地位逐渐下降,及至晚清,习练弓箭者越来越少。由“十八般武艺”衍生而来的“十八般兵器”的具体内容中往往没有弓箭,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。

  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其习练技艺远远不只十八种,“十八般武艺”和“十八般兵器”其实都是概举,举其要者。之所以举了“十八”之数,与中国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数的习俗有关。“天地之至数,始于一,终于九。”九者,阳数之极也。所以古人举数物事,常喜欢凑成九、十八、三十六等,如九天、九州、十八拍、三十六计、七十二变、一百零八将,等等。印度传来的佛教,本只有十六个罗汉,宋时有人在十六罗汉外又加了两名,凑成十八罗汉。久而久之,民间盛称十八罗汉,反不知正宗原是十六罗汉了。

  钟少异:在冷兵器时代,列阵战斗是基本的作战方式。中国古人所谓“阵”,其实就是军队战斗队形。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队形大多呈密集厚实的方形或长方形,所以今人就把那个时代的作战方式概称为“方阵作战”。“方阵”一词,狭义指方形战斗队形;广义泛指密集厚实的整齐战斗队形,多数是方形,也有非方形者。“方阵作战”概念就是用其广义。

  方阵作战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,统一步调,形成强大的集团冲击力或坚强的整体防御。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基本是方阵对决,以整胜乱、以整胜散是基本规律——哪一方的阵形先乱,哪一方的阵形先散,哪一方就必然归于失败。因为保持整齐队形的集团方阵,其强大冲击力或坚强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难以对抗的。所以古代实战阵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厚集兵力,整齐统一,即以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密集厚实的整齐集团队形,步调一致、行动统一,其方法并不复杂,其特点就是厚集兵力,简单实用,统一整齐。越复杂的阵法,必然越难以统一一致,往往不足以胜敌,反而自乱阵脚,自取其败。

  阵法发展到后来,被渲染得神乎其神,出现了 “八卦阵”、“天门阵”这些东西?在您看来,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已经神秘化了的阵法?

  钟少异:中国古代阵法理论发展之所以与简单、实用的实战阵法相背离,走上神秘化、复杂化的玄虚道路,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一是兵阴阳理论的盛行。战国秦汉时期,阴阳五行学说趋于成熟,逐渐成为中国人看待宇宙万物世界万象的基本方法论。受此影响,在军事领域也产生了兵阴阳学派,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预测、分析、阐发战争和军事问题,形成了系统的兵阴阳理论。汉代将兵家总分为四派:兵权谋,兵形势,兵阴阳,兵技巧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家》述兵阴阳理论:“阴阳者,顺时而发,推刑德,随斗击,因五胜,假鬼神而为助者也。”(斗击,北斗所指,泛指星象;五胜,五行相胜。)这一派人多为占星望气的方术之士,排兵布阵之法是其热衷探讨的重要问题,他们没有实战经验,却有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成套推演方法,其阵法理论,遂越来越脱离实际,而趋向神秘化。

  二是文人论兵风气的盛行。文人论兵,发端于战国时期,渐成风气,其流弊便是“披甲者少而言兵者众”,“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”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纸上谈兵,不切实用,夸夸其谈成为时尚,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中国历史上文人论兵的风气在宋、明两代达于极盛。众多文人学士,热衷于谈兵论战,他们没有实战经验,又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强烈影响,更进一步加重了军事理论特别是阵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复杂化,于是,在阵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论兵和兵阴阳理论的合流之势,大量的兵书,纯粹从兵阴阳的理论模式——诸如阴阳五行、太极两仪、八卦九宫,等等,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阵法,玄而又玄,在实战中则完全难以运用,其末流甚至堕落为奇门遁甲的法术。宋、明两朝,兵书撰著之丰创造了“世界之最”,而在实际战场上则疲弱不振,屡战屡败,与此不无关系。

  了解了中国古代实战阵法与阵法理论之间存在的悖反现象,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阵法研究采取正确的态度,这就是必须以实战为依归,力求把握其实战性特点,切忌堕入传统阵法理论神秘化、复杂化的误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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